本报记者 包松娅

　　全国两会临近，政协委员们手头最忙的一件事，莫过于整理甄选自己实地调研后深思熟虑的建言议题。对于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而言，确保初级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是最近大家深入探讨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初级农产品供给，核心是初级农产品的国内生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事关经济社会稳定，事关全面现代化建设。去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样从应对风险挑战迫切性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强调了确保初级农产品稳定供给的重大意义，阐述了更深刻的内涵与时代背景。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初级产品供给就是基础，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如何确保初级农产品供给安全？

　　多措并举确保粮食安全

　　“保障好初级农产品供给，关键是发展农业生产。”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余欣荣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关键。目前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均已实行党政同责，中央都出台了相应规定和办法，建议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方面也要加快研究制定相应规定办法，以形成制度化的举措。在研究制定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有关规定的同时，应一并配套对应的考核办法，科学设置指标、定量考核、明确奖惩，切实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涉及产、加、销、储、运等多个环节，但首先在于“产出来”，这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党政同责落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时要看科技研发应用的情况。”余欣荣建议，要在规定和考核办法的制定中，把握重点，更加注重生产环节、科技创新，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

　　保障粮食安全，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一定是应有之义。去年，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围绕“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题赴宁夏、吉林开展了专题调研。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党组成员于革胜是调研组成员之一。通过一路实地查看、座谈交流，他深感，谋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定要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融合发展。“要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完善建设标准体系、充分发挥项目受益主体作用，积极引导耕地所有者、农民及新型经营主体等参与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建设和管护工作等举措，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水平。”

　　委员们在调研中还发现，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同样不容忽视。“建立健全‘县级政府主导、乡镇负责、村为主体、受益者有责’的建后管护体制，将建后管护责任落实到村组织和受益对象，与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企业等使用者利益挂钩。”于革胜建议，在健全完善多元化管护经费筹集机制的同时，探索建立管护成效的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发挥长久效益。

　　“全链条”保障稳定安全供给

　　初级农产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产品，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保障好初级农产品供给，还必须对我国居民消费粮食和肉类等食物的未来趋势作出总体判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化兰对肉、奶、蛋等畜产品供给尤为关注，认为其事关经济和社会稳定，是涉及全局的“国之大者”，但当前这方面还存在一定数量和质量跟不上需求增长、进口量较大、自给率不容乐观的情况，需要多管齐下，确保我国肉奶蛋产品稳定供给。

　　据陈化兰介绍，我国养殖规模占世界总量1/3以上，居世界第一，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还不够高，非洲猪瘟、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是当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对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意义。“要更加突出政府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养殖业者主体责任；更加严格落实动物疫病防治法规，进一步完善基层防疫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发挥科技创新对动物疫病防控的关键作用。”陈化兰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陈化兰认为，畜牧业要摆脱与粮争地、劳力短缺、环境污染等困局，必然要向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养殖转变，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改善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深耕农业领域三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进一步从整个产业链角度串联起了保障畜禽产品安全供给的几个关键点：产业链前端要加快畜禽种业自主创新，产业链中端要提升畜禽健康养殖水平，产业链后端要加强畜禽产品检验检疫，产业链末端要完善畜禽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推广“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畜禽产品流通模式。

　　在初级农产品中为人类提供优质食物蛋白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水产品。“近年来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持续提高，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产品合格率仍有一些波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认为当前威胁我国水产品安全的主要污染源，是以抗生素、重金属为主的化学残留以及病原生物、生物毒素等造成的生物污染。评估数据表明，前者引起的健康风险极低，而后者确实存在一定风险。

　　在麦康森看来，要解决水产品安全供给存在的系列问题，首先要制定国家的水产品产量目标，划定1.8亿亩水产养殖水面红线，规划具体的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以及养殖容量，采取许可证准入制度，尽快实现我国传统家庭式经营到规模化现代渔业转型。

　　“同时要加强渔药代谢的基础研究和专用渔药开发，指导科学用药，加强与水产养殖环境、产品质量安全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建立水产品安全监测的市场化机制，严格控制生食水产品、建立完善的水产品冷链物流体系。”麦康森认为，只有水产业绿色持续发展，才能保障水产品的长久安全供给。

　　种源创新是重中之重

　　蔬菜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每日都不可缺少的农副产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为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国蔬菜生产供给在品种数量，产品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蔬菜产业发展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居民“菜篮子”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

　　要盯住居民的“菜篮子”，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武建议，首当其冲就是确保六大蔬菜优势生产区蔬菜种植规划中的种植面积，依托现代化技术促进蔬菜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蔬菜产品，“完善社会化服务，建立统一的蔬菜生产销售信息系统。”李武表示，目前，国家和各地农业农村、市场管理及商业各主管部门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蔬菜生产和市场销售等信息系统，为充分发挥数据信息在指导全国各地蔬菜产区种植品种、采收时间、气候和行情变化、应急供应保障等的社会化综合作用，应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统一信息系统。

　　可以说，从主粮、到肉蛋奶、再到蔬菜水产，近年来我国居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要保障初级农产品安全供给，委员们除了从各自领域提出针对性建议之外，还几乎同时提到一个共同话题——种源问题。种源问题关系到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安全。目前我国水稻和大豆种源完全自主，玉米种源部分自主，小麦种源基本自主、少量进口，大宗蔬菜种源自主可控，但我国大豆品种产量和玉米品种产量低于美国，中高端蔬菜、饲草、生猪种源和牛鸡种源大量依赖进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提出，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种源可控是保障初级农产品供给的关键所在。

　　“当前分子模块设计育种为解决种源匮乏提供了全新的科技体系。”据种康介绍，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等复杂性状受多基因调控，形成了“模块化”特性的基因调控网络，只要解析了复杂性状的分子模块以及多模块互作与耦合规律，就可快速、精准培育出多模块耦合的优异新品种，并且我国在水稻分子模块设计育种方面在国际上已经处在领跑地位。

　　此外，当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育种技术仍处于杂交育种（2.0版）到分子育种（3.0版）的过渡阶段，亟须建立初级农产品复杂性状解析与分子设计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系统布局种业自主科技创新是解决种源匮乏的原动力。”种康呼吁，国家尽快启动饲草和作物逆境分子模块挖掘与品种设计等科技专项，设立国家级饲草种质设计先行机构，建设饲草育种加速器与遗传转化平台和产业化基地。

　　根基稳，则底气足；自身硬，才能打铁强。只要牢牢巩固初级产品供给的根基，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就能在未来拥有一份自信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