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穿城而过的八百里马陵山又披上彩妆，不时有游客来此访古探幽，本地人就绘声绘色地讲起孙膑在马陵山大胜庞涓的典故。

    马陵山西侧有个村庄，它是江苏省徐州新沂市棋盘村。朱元璋曾在此下棋、垂钓，留下了“棋盘村”的名字。

    “从古到今，我们这就是有故事的地方。”

    2020年3月10日，一场“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后，棋盘村低收入农户夏凤喜伸出自己的右手，拿笔，签名，放下笔，用大拇指沾上红色的印泥，用力地在会议记录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一同参会的庄邻们也纷纷按下手印。

    从棋盘村往南200公里，时光回溯42年，另一次按手印，如今尽人皆知。那就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契约。

    小岗村的红手印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如今，同样在黄淮平原上，同样是中国农民最有特色的契约方式，红手印，会不会成为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一个标志？

    触动

    “公家人也和我们一起按手指模子，谁都不担心反悔了。”每当谈起协商议事会，夏凤喜总是喜上眉梢。身为村里的低收入农户，夏凤喜有时会被称为“弱势群体”，他本人对此倒也习以为常，有时甚至还会自嘲：“我不弱势谁弱势啊。”

    虽然“弱势”，夏凤喜也常到村里来开会。“来呗，坐到下面，瞎听听。闲着也是闲着。”夏凤喜从来没想过能和“公家人”一样坐在摆着自己“名牌”的座位上，还一样能发言，只是发言前要举手的规矩让他一下适应不了。

    “和公家人一样说话，我好像也不‘弱势’啊。”开起会来，夏凤喜发现自己变了。他高兴地用手机记下会议的内容，每次开会都不例外。

    夏凤喜的变化，源于“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这是徐州市探索如何更好推进民主发展和社会善治的创新之举。2019年4月徐州市委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进全市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提出：在市委领导下，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徐州市委成立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领导小组，推动政协委员下沉，搭建乡镇（街道）、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三类协商议事会议，政协委员担任议事会议召集人，制定从议题征集到共识落实的全流程议事规则。

    其实，按手印并非议事规则的“规定动作”，而是在会议中，棋盘村村民商量出来的办法。棋盘村第一次协商议事会讨论村庄整治问题。村两委想把村中废旧的汪塘改建成公园，但是汪塘周边被占用多年，有的人还在周边盖上猪圈养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搁过去，肯定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有时候头一天晚上讲好，第二天一早就变卦。”回忆起过去做工作的经历，村治保主任林培苏一脸无奈地苦笑。

    这一次村干部把议题摆出来给大家讨论。“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占了那么多年，现在大家都要过好日子，你不让？”“你是和干部过不去，还是和大家都过不去？”会上，村民们几句话就把工作做通了。怕反悔，不知谁在会上念叨了一句：“按手指模子。”一下就达成了共识。棋盘村就这么干下来了。

    规矩

    “以前干部很费神的事情，没想到，现在群众自己就把工作做通了。这‘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确实好。”林培苏感叹。

    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逐渐习惯以举手发言的方式表达观点，普通老百姓正在用商量做通干部眼中的一件件难事。亘古未有的新故事正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上悄悄地发生。

    “早该这么干了。”开了几次协商议事会，全国人大代表、徐州沛县胡楼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吉永干劲十足。王吉永个头不高，嗓门不低，说话说到激动处，有时大冬天也会把外套脱掉。一个会，他能不停说上一个多小时，说完散会。

    胡楼社区不靠城不靠矿，在并不富裕的沛县也算不上条件好。20年前，王吉永在胡楼靠开砖厂年入6位数，是远近闻名的能人，后来成了村里的带头人。

    收入高了，期望值也高了。王吉永发现：“好像我们的服务有点跟不上了。有的村书记霸道，我以前也算霸道，每次开会就我一个人说。可那都是事先和村干部们征求过意见的啊。”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期间，王吉永才发现，有啥事大家一起议，都说话的方式也挺好，就想在村里按这种方式开会，仔细一琢磨，觉得不行：“开会有很多准备程序，会上老百姓要是提出超过我能力的事情，办还是不办，都得有个说法。要是让村民们说话，要么东拉西扯，要么就互相争论，没个规矩。我一会儿就能说好的事，大家一扯，没个半天时间肯定打不住。这事麻烦着呢，得专门有个机构帮我干。”

    这机构在哪呢？

    一页页细看徐州市委的文件，王吉永眼前一亮：“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法治保障、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特别是林林总总18大条30多小条的协商议事规则，从“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在哪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如何落实”等方面都作出了详尽完整、简便易行的规定，这不就为我们商量着办事铺平道路了吗？政协不就是专门帮我们的机构吗？

    按照徐州市委和沛县县委的要求，沛县政协安排姚亮等委员来到胡楼社区。先是和社区党总支共同建起了协商议事员队伍。“以前开会就是村里大喇叭喊一下，谁在家谁来，每次开会来的人都不一样。现在先得建协商议事会、推选协商议事员，协商议事员不仅是村干部，还要有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乡贤代表，各个小组都得有代表，还都要是在村里说话有斤有两的人。当了协商议事员开会前得搜集意见，开完会得落实会议成果……”王吉永一口气能说上一连串的“规矩”。

    协商议事会也不是在大喇叭里喊一嗓子就能开的，得先广泛征集议题，支部书记可以提议题，家家户户都可以提，议题经同级党组织批准后，公示一周才能开会。公示议题的一周时间，也是留给调研的。每次开会，除了协商议事员，还得对照议题选利益相关方，大家一起说，每个人发言都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发言之前得先得到主持人允许。

    开会的规矩，改变了之前“想起开啥会就开啥会，七嘴八舌说事，一个话题扯老远”的开会方式。在制定这些规矩的过程中，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乐意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最早指导基层协商的睢宁县政协，不仅认真总结运用政协会议协商程序，还曾仔细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1876年由美国人亨利·罗伯特推出的。规则内容包括会议主持人、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比如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辩论的规则、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到2011年《罗伯特议事规则》已经编到了第11版。当年，有相关学术调查机构发布了《2011中国城市人群罗伯特议事规则意识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当时我国人群中知道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人数很少，不足10%。

    当时，睢宁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和机关从事相关工作的同志几乎人手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还借鉴了国内一些对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的成果。“如何将规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注重把握规则的精神实质，打造机会均等的参与形式。”

    考虑到中国农民的知识水平、接受程度、讨论问题的习惯等，睢宁县政协用顺口溜的形式将议事规则表达出来：“内容具体，才好商议；主持中立，不偏不倚；举手发言，等待允许；先表态度，再说道理；耐心倾听，打断无礼；平等对话，一视同仁；有序发言，公平合理；真诚协商，不能偏激；就事论事，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话都说完，才能决议；好好商量，凝聚共识。”

    在徐州各地的协商议事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有的做成鼓掌的样子，有的做成竖大拇指的样子，在盛产冰糖葫芦的邳州四王村，牌子还被做成了冰糖葫芦的样子。牌子上面印有“我有话要说”的字样，发给协商议事员，要发言先举牌，或者先举手。

    有的题目要表决，举牌也是表态。做成点赞手的牌子能不能反对？能啊，倒过来举就是了。

    说话讲规矩，带来思考讲规矩，更让居民们发现社区干部早已实现了办事讲规矩。

    “协商议事会用一套严格的规矩保障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尊严。老百姓心气顺了。商量好的事情一起干，落实都快。过去我想干啥就干啥虽然快，但是也容易走弯路。现在商量出共识，党总支一批准，大家马上一起动手干，人多力量大速度快。”王吉永说。

    “协商议事会对干部也是保护，干部干事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商量的结果。既推动工作，又保护干部。”郝敬良说。

    “资金清清楚楚，干部干干净净，群众高高兴兴。村里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规范了。协商议事会得长期搞下去，要让规矩成为习惯，让民主成为习惯。”王吉永说。

    组织

    其实，商量在徐州，在黄淮平原，甚至在中国古代都是有传统的。连《史记》里都有徐州名人关于商量的记载。这位名人就是汉高祖刘邦。“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诸父老皆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早在起义之际，就知道和家乡父老商量。比刘邦更早，大禹会诸侯，讨论治水，同样发生在黄淮平原，距离今日的徐州乘高铁只需40分钟。

    这些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商量。如今，商量的习惯依然保持在徐州民间。

    徐州邳州市授贤村居民冯敏章有时右手小拇指会留下红纸印。不用问，肯定是村里有人办喜事，找他帮着写字留下的。在徐州，谁家有了红白事，都找上村里有名望的人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静出生在徐州农村，小时候也见过大人们在一起议事。“那时候，村民们也会吵，但是一旦什么事情是公家定了的，大家就不争议了。谁家有点婆媳吵架之类的家务事，大队书记往门口一站，也不吵了。这就是党员干部的威信。”陈静说。

    然而，一段时间陈静发现党员干部的威信没有以前高了。“不能跟上群众需求的变化，不善于和群众打交道了，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在提高。在陈静看来：“任何民主形式都离不开有效的平台，有效的平台需要有效的组织者、召集人。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还缺乏有效的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需要有效的组织和平台来落实。”

    党来领导，谁来组织？陈静也在思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系列论述，让陈静坚定了信心。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需要探索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协商平台。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有着丰富的协商经验，理应在党的领导下搭好基层群众协商平台。”陈静认为。

    政协在党的领导下搭好基层群众协商平台，正在徐州大地有序推进。各级政协委员是一线“操盘手”。

    沛县政协委员高宪忠、邢文强、刘超联系胡寨镇。政协委员到了镇上，首先见到的就是镇党委书记李雨航。考虑到委员们对乡镇的情况了解程度不一，李雨航专门为委员们介绍了胡寨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当期重点工作。镇党委与政协委员们共同商议，并广泛征求意见后建立了协商议事会。

    胡寨镇是一个传统的农业镇，不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这些年一年留守妇女也开始外出打工。村容村貌少人治理。村前屋后不时见到乱放的垃圾。河塘里也常飘着废弃的农用塑料膜。

    委员调研收集整理群众反映情况70余条，与村民面对面交谈中，村庄生活垃圾处置、污水处理、坑塘治理等村民们说得最多。

    委员们综合提炼出了“村庄环境整治”，并向镇党委建议成为协商议题。李雨航表示议题十分契合胡寨镇重点工作，也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镇党委会同意了议题，并按程序公示。

    2019年8月21日，胡寨镇“村庄环境整治”协商民主议事会议如期开展。这一次镇党委并没有直接站在一线。布置会场时，采取“回”字形座次，群众代表和政协委员坐中间，面对面交流、唱主角，沛县政协和胡寨镇的领导干部坐两边，打破层级排序，协商更加轻松。会上，城建、城管、环保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积极回应各方意见建议。会后，协商议事会及时把会上的共识汇总成研究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干货”提交胡寨镇党委、政府参考。

    会后，胡寨镇党委、政府充分利用标语和广播大力宣传村庄环境整治公告和改善人居环境新要求、新标准，村干部和协商议事员挨家挨户作动员。

    2019年8月底，酷热难耐。高宪忠再次来到胡寨镇，看到镇村干部正指挥挖掘机清理路面砖头瓦块，平整路面，垃圾清运车辆来回穿梭，村民们汗流浃背，手持工具清除垃圾和杂草，干得热火朝天。

    在徐州，协商议事会的召集人一般由当地党组织领导和负责联系当地的政协委员共同担任。“书记主持，感觉更像是研究决策，政协委员主持更倾向于各方协商。当然，政协委员毕竟不是当地产生的，而且术业有专攻。不能苛求政协委员对基层群众提出的问题都能深刻把握。这要求当地的书记应该积极参与基层协商，善于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清楚决策、部署、实践，引导协商，形成共识，落实见效。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筑牢党的执政根基。”陈静认为。

    改变

    基层协商，改变基层群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政协委员，并且通过政协委员带给更多群众改变。

    李莉，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徐州市贾汪区政协委员。每年开职工代表大会前，李莉总有一件事感到心里没底，职工代表们的提案数量和质量如何？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是贾汪区第一批试点开展基层协商的企业。第一次开协商议事会，4个议题都摆到桌面上，员工们打开了话匣子。

    “没想到员工的主意那么多。其实相关部门按照公司安排在组织实施过程中，由于视角、调研等因素，有的实事办了但员工并不十分满意。员工参与让决策更科学，方案更符合实际。员工参与决策，让员工觉得被尊重，有面子，员工有面子，企业才能有里子。”李莉认为。

    “今年职代会不用担心提案数量和质量了，说不定还会收到几重惊喜”。能收到有分量的职工提案，是李莉一直以来十分期盼的。

    协商议事会，不仅给职工带来变化，也给李莉带来变化。“通过协商议事会平台，发现基层政协委员的工作很有意义，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大。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又为企业和职工增加了一个沟通的平台，政协委员履职尽责也多了一个途径。原来登录学习强国App的时候，政协的内容我基本不看，现在我会主动看。职工们都知道我是政协委员，我不能说外行话，得能和职工说清楚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应发挥的作用。”李莉说。

    变化不仅在中联水泥。在万德福公共设施科技有限公司，协商议事员庞洁通过协商议事会：“学会了商量达成共识，同事相处有矛盾也不是通过争吵、冷战来解决，而是学着沟通。”

    万德福是一家民营企业，徐州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并没有提出在民营企业建协商议事会，万德福老总冯江涛参与了张集镇的协商议事会后发现会议很好，就准备借鉴到企业管理中来。

    铜山区政协委员、张集镇党委副书记宋新应邀成为万德福协商议事会第二召集人。他和企业的协商员一起进车间，访员工，发问卷，做调研，也把协商规则讲解给公司员工听。宋新赢得了员工的信任，“老板为了和我们商量事，都把政府领导请来了。”员工之间流传着对协商会的期待，也拉近了和企业的距离。

    协商会上，给员工增加商业保险、改善伙食、扩展停车场等共识，逐一形成。企业一年为此要多支出40万元，会后，企业员工流失量直线下降。“现在有的员工就算要跳槽，也得问问下家老板和不和员工商量事。”庞洁笑言。

    “不亏。”冯江涛笑着说。“员工和管理者通过这个平台建立对话机制。结果是企业得人心、员工得实惠。而且协商议事会从议题立项公示，到调研，再到协商达成共识，再到共识公示和落实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规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有借鉴意义。”

    铜山区利国镇，已经到了徐州的最北面，再往北就是微山湖，进入山东境内。利国镇是工业镇，一度环境污染严重。如今却是山清水秀，街明道净。

    今年春天，利国镇利国村的石门老街内、珍珠泉河畔多了一条长廊。名字叫作“议事廊”，垂柳依依，红花绿叶，廊边墙上刷上了村规民约、协商民主议事的顺口溜、“利国好人”的感人事迹……

    “镇里、村里现在都开‘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协商议事会深入人心，但是程序严格，我们也在探索简易程序，真正让协商无处不在，随时进行。真正实现常态长效。”利国镇党委副书记师飞说。

    议事廊刚建好，坐在议事廊里，看着老街上来来往往的机动车，居民们议论纷纷。村协商议事会以这个问题为议题，在议事廊临时召开协商议事会。“限制机动车，老街整体环境好了，但机动车没地方停”“如果家里有病人，需要救护车进入，怎么办？”“家里如果有婚丧嫁娶，车辆进不来又怎么办？”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看法。讨论、议论，但没有了以往的埋怨、争吵，更多的是理性分析、建言献策。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老街出入口实行可调节的限宽措施，可随时灵活打开，在老街南边建设两个停车场，方便附近群众停放车辆。

    “经过协商议事会的熏陶，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开会。从会议室走出来，坐到长廊里也都习惯了‘有事好商量’。”师飞说。

    从那之后，议事廊里经常响起议事声。

    坐在石门老街上，面对着议事廊，本地居民刘保安拿出画本。画本里的素描记录了他去过的全国很多名山大川、城市乡村。刘保安掏出画笔：“议事廊这里最漂亮，我要画画村里的新变化。”